多年前,一名来自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的一位29岁医学生,卡迪尔·索拉德乔(音译)远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收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消息:家乡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

1965年10月1日凌晨,在短暂的“9月30日运动”中,六名雅加达陆军将军遭到印度尼西亚军队异议成员的绑架和暗杀,其中包括了陆军指挥官艾哈迈德亚尼中将(Lieutenant-General Ahmad Yani)。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少将(Muhammad Suharto)在当晚粉碎了未遂政变。随后,政府指控这起阴谋为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所使,并顺理成章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清洗。于1968年,被消弱政治权利的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 Kusno Sosrodihardjo)被迫将权力交给了苏哈托。

就这样,卡迪尔成为了上百名印尼流亡者中的一员。浩荡的流亡队伍中有学生、学者和公务员;他们并非隶属于印尼共产党(PKI),却都因不愿支持苏哈托新政而流亡东欧和中国。其中,23岁的艾·柯途·普特拉是一位印尼奖学得主,曾于1963年前往保加利亚修读经济学。普特拉表示:“我不搞政治,可是我冒险支持了加诺哥(Bung Karno)”。

不承认苏哈托政权的普特拉、卡迪尔和其他500多名“政治逃犯”被吊销了印尼护照。其中,像著名作家乌杜伊·达唐·宋达尼(Utuy Tatang Sontani)和西蒙索布罗·艾地(Sobron Aidit)(印尼共产党主席,D.N艾地的弟弟)等大人物也不例外,纷纷被放逐他乡。

可是如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些流亡者的故事鲜少有人知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并让大众了解这段历史,一位名叫马丁·阿莱达的资深记者在去年8月 出版了《丹娜·扬·扬·希兰》(遗落的家乡),书中汇集了卡迪尔,普特拉和另外17人的故事。

为撰写此书,马丁在2016年3月至6月之间,分别前往阿姆斯特丹,海牙,柏林,科隆,巴黎,布拉格和索非亚等城市采访了30名流亡者。当新叙述问起他的目的时,他答: “首先,我要将历史的面容呈现给印尼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让大家能够看到那些失去国籍的前辈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第二,我作为一个记者,内心有动力写出流亡者的故事,也坚信自己必须这么做。”

 

流亡的学者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加诺加深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印尼年轻人可以申请修读中国和东欧的大学的课程和奖学金。当时,前去中国和苏联的印尼留学生最多。可在在苏哈托成功夺权之后,印尼与两国的关系逐渐恶化。在国外,留学生们虽然能够继续学习,但必须通过印尼大使馆的“筛查”。其实,名义上的“筛查”就是一个忠诚度测试。它要围绕着一个问题:“你是否接受苏哈托的新秩序?”

其实名义上的“筛查”就是一个忠诚度测试,其主要围绕着一个问题:“你是否接受苏哈托的新秩序?”

在当年的一次“筛查”中,苏琼诺·苏更·庞杰斯督(音译),一位就读捷克布拉格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学生反应非常激烈。他质问检查官员家乡杀戮的消息,以及何为新秩序。最后,他表示自己不能接受一个不尊重基本人权的新政府,也因此被大使馆拒延了护照有效期。与他的处境相似,其的侨民也被迫面对了同样的选择:要么表示支持新总统,要么失去回国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记者马丁表示。 “被苏加诺特派出国的人必须返乡, 而不支持新秩序的话可能遭到逮捕乃至更糟糕的处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流亡者在毕业后大多选择留在东道国工作,其他人则移居西欧寻求庇护。卡迪尔·索勒拉乔利用与中共官员之间的关系,成功移居阿姆斯特丹,随后在一间巴厘餐厅当上了服务生。他的妻子美利亚·西里佳和女儿伊达于1976与他团聚。

 

逆境中的力量

索布龙(音译)在20世纪60年代移居中国,担任一名印尼语老师。1965年,国内的动荡使索布龙从此无法回归。而随之不久,他在中国的生活也渐渐崩塌。“当时1966的文革爆发,他从一名杰出人物变成了被排斥和孤立的对象,” 马丁叙述道。

1981年,妻子去世后,索布龙带着他的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妮塔和维塔飞往法国,并成功获得政治庇护。一年后,他和遭遇相似命运的流亡者开设了“印度尼西亚餐厅”,在以多元化味蕾而闻名的法国为印尼人提供家乡的味道。

2007年,父亲过世,女儿尼塔接手了父亲的餐厅。餐厅约95%的顾客都是法国人,但这却不妨碍他们热爱正宗的印尼炒饭(nasi goreng),沙爹(sate)和仁当(rendang)。如今,餐厅已被纳入米其林指南,生意红火。比起在新秩序年间禁令下的萧条,如今的成功显得久违而显著。

马丁书中每一个流亡者都带一个特殊的故事;它们从视角共折射除了主人公坚韧不拔,克服障碍的精神。

书中,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1944年出生于于茂物的瓦鲁诺·马赫迪。身为一位外交官的儿子,他的童年主要在海外度过。学成后,他在莫斯科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并在苏联居住了20年。家乡政变后, 马赫迪因政治立场缘故只能漂泊海外。 1977年,因无法和亲莫斯科的印尼同胞相处,他使用苏联签发的出境签证进入了美国所管理的西德国。

随后,他在柏林的弗里茨哈伯研究所, 一间附属于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科学研究机构,担任助理研究员。该研究院当时正在招聘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在二十名以德国人为主的申请者中,马赫迪凭借丰富的经验脱颖而出。在流亡者中,他也成为了少数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获得稳定工作的幸运儿之一。

当被问起对流亡者的印象时,马丁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让自己最受感触的一点——他们的毅力。“他们不仅忍受了政治压迫,还克服了它。这种压迫不仅仅来自新秩序的政治层面。当他们在中国被驱逐到离北京200公里的未知地带、当他们无法与外界自由接触、当他们的访客必须先登记才能见到他们时,压迫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无声的贡献,久违的认可

1999年到2001年间,在第四任印尼总统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的领导下,政治流亡者们得到了归国的邀请,只可惜为时已晚:他们多数已经更换了国籍,不再是正式的印尼公民。

马丁认为,每一个流亡者的故事都凸显了“不公正的存在”;直到如今“政权的变化也没有改善此现象的普遍存在和对大众的影响。”

尽管如此,一些流亡者还是依靠自身力量为国家双边关系做出了贡献,因此赢得了印尼政府感谢之情。2004年,毕业后在保加利亚外交部工作的普特拉,受任该国特派印尼贸易代表团翻译一职。 两年后,当印尼苏拉卡达市长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访问保加利亚蒙大拿市并签署姐妹城市合作协议时,他再次贡献了才华。两次经历之后,普特拉的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在印尼独立70周年纪念活动中,印尼驻保加利亚大使向这位曾经的流亡者献上了第一份黄姜饭(Tumpeng)。这一举动对于75岁高龄的普特拉来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官方对流亡者的认可,是与家的久别重逢。

可是,并非所有的流亡者都等来了最后的成功和美满:一位为《忠诚报》(Warta Bhakti)工作的体育记者经历多年的漂泊而患上了抑郁症,最终在阿姆斯特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遵循记者妻子的要求,马丁没在书里使用记者的名字,而是于2016年6月发表了一篇以他生平为灵感的的虚构小说。发表后,这个故事被印尼《罗盘报》(Kompas)评选为当年最佳短篇小说。

 

下一站的探索

《丹娜·扬·扬·希兰》可谓是一份爱的劳作。马丁的朋友们,其中包括一些参与写作的作家和诗人都纷纷自掏腰包捐助他的旅行。同时,被采访的流亡者们也鼎力支持《丹娜·扬·扬·希兰》的撰写工作。可是文字的背后依然存在更多未讲述的故事,例如当年与卡迪尔·索拉德乔一同参加北京的纪念会,却最终遭受不同命运的伙伴们。

Martin Aleida - New Naratif
Martin Aleida, the author or Tanah Air Yang Hilang. Warief Djajanto Basorie

其中,威卡拿(音译)就是这样一个未知故事的主人公。曾经的他是一个青年活跃分子和临时人民协商大会中的印共成员。可从中国仅回国了一年,他就被东雅加达府的士兵接走,之后便杳无音讯,就连妻子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

马丁坚信,这部分的印尼历史不能被淡忘。虽然目前还没有发布第二卷的流亡经历的计划,他准备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整理出“9月30日运动”的具体细节。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收集关于海外和国内事件的书籍。但是,我真正在寻找的还是受害者的证词、他们的笔记。 这些证词,脸书上有很多, […]博客也汇集了[这种证词]…我想带出最人性化的一面。”

Warief Djajanto Basorie

Reported for the domestic KN I News Service in Jakarta 1971-1991 and concurrently was Indonesia correspondent for the Manila- based DEPTHnews Asia (DNA, 1974-1991). DNA is a feature service reporting on development in Asia for Asian media in English and the vernacular. English-language subscribers included the Bangkok Post, Hong Kong Standard,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Indonesia Time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 1991 joined the Dr. Soetomo Press Institute (LPDS, Lembaga Pers Dr. Soetomo), a journalism school in Jakarta as an instructor and convenor in thematic journalism workshops. Most recently was project manager for three cycles of workshops on covering climate change since 2012. More than 600 journalists in provinces in Sumatra, Kalimantan (Indonesian Borneo), Sulawesi and Papua prone to forest and peat fires have participated. The latest cycle ended December 2017.

Weiying Wu

Weiying is a freelance illustrator, translator and student journalist based in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