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莱的 LGBTQ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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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平静无比地告诉我，“我昨天向父母出柜了，这大概是过去 15 年来，我第 8 次向他们出柜。”

Ros 是位同志，或是用他们比较喜欢的说法：他们是个 “超级同性恋” 。那是件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知道的事。Ros 这种 “一再出柜” 的情况，在文莱十分常见—在那个国度，任何非属异性恋常态的事物，都会遭到鄙视。Ros 的父母就和许多人一样，拒绝承认 Ros 的同性恋倾向。

文莱的 LGBTQ 故事，大多无法出现在民众眼前；书写成文字、受人颂赞的爱情故事，通常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社群媒体红人通常处于异性恋关系之中，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 DJ，则将 Instagram 帐号设为私密。

LGBTQ 的代表性和经验受到压抑，是结构性压迫的结果，由文莱立法人员和宗教精英，下渗至选择隐暪性向的个人，因为他们害怕出柜会引发负面冲击，这类负面冲击不单只是来自家人，也来自同侪和社会。

法律与规范：同性倾向不违法，违法的是⋯⋯

在文莱，身为同性恋技术上并不违法，但许多 LGBTQ 人士不敢表达他们的性倾向。

Salmah 表示，她希望可以公开说出自己是双性恋，但害怕内部安全部。她很惊讶地发现，身为双性恋其实并不违法；她一直不知道，违法的只有异性伴侣间的婚前性行为，以及同性伴侣间的性行为。文莱社会一直在投射 “身为酷儿即为错误” 的印象，因此，许多人会认为同性恋倾向本身就是种犯罪，并不令人意外。

就和其他前殖民地一样，文莱的《刑事法典》第 377 条承自英国统治时期。这条法律将任何男性之间的进入行为入罪化，若因为这种 “不自然的罪行” 被宣判有罪，可能得面临最高达 10 年的刑期和／或罚款。

这项规范亦反映于新的伊斯兰刑法；这套法典的提出和实施，亦使文莱 LGBTQ 人士的待遇，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伊斯兰刑事法典于 2013 年首度宣告，将通奸和鸡奸入罪，并以罚款、鞭刑或石刑处死作为惩罚；此外，它也禁止女性间的性行为。这些行为面临的惩罚，可能包括 4 万文莱元（约 29,903 美元、新台币 921,929 元）以下的罚款，或是 10 年以下刑期，加上 40 下鞭刑。目前，这套法典已进入实施阶段。

尽管定罪不易，仍造成影响

伊斯兰法典提出初期，国际媒体随即大力抨击这个通常不受全球新闻重视的国家，将文莱描绘为公开惩罚 LGBTQ 人士的国度，但现实其实更为复杂。

即使 377 条并未废除，但及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因刑法典或新伊斯兰刑法典鸡奸罪遭到起诉的已知案例。而在伊斯兰刑法典之下，证明异性及同性间的非法性行为亦非易事；行为发生之时要有 4 名男性证人在场才能定罪，而且录影无法做为证据。

虽说定罪不易，但这样的法律只要存在，就有可能造成影响：The Brunei Project 创办人 Matthew Woolfe 透过电子邮件对《New Naratif》表示，“这类惩罚是种吓阻，而最具吓阻力的事物就是，让人害怕被逮的可能后果。”

没有起诉案例的另一个可能因素，即为社群的自身节制。Woolfe 解释，“一如文莱社会，文莱的 LGBTQ 社群比其他国家的更加保守、更加不显眼，也比较不会吸引注意。” 然而，在社群媒体中出柜的人愈来愈多，当局对待 LGBTQ 人士的方式，未来亦有可能改变，特别是在伊斯兰刑法典全面实施之后。

Woolfe 指出，目前已有 LGBTQ 人士因为变装而遭罚款（违反伊斯兰刑法典），让人担心 “当局未来会更严格执法，直接冲击文莱的 LGBTQ 人士。” 禁止更改官方文件中的性别，也使跨性别者的处境十分艰难。

法律界定有争议，社会关注度不足

纵有罚款案例，一位会在表演时穿上女装的知名喜剧演员，并未面临任何法律行动。这样的不一致之处，令人不禁质疑 “怎么样才算越界” 和 “由谁判定越界”。为何在日常生活中变装是违法，但在公开舞台上变装就是娱乐？

普遍缺乏关注和教育，亦是接纳的重大阻碍。Woolfe 表示，“除非本身就认识 LGBTQ 人士，大多数文莱人对于身为 LGBTQ 的意义，所知极为有限。原因在于，学校和社群都没有教育课程，也就无法协助民众了解多元化理念，以及不符特定角色所带来的挑战。”

严重污名化和高度不确定性之下，LGBTQ 人士想要找到对方，有时并不容易。有些人表示，他们会选择妥协，或是想办法绕过严格的性别社会常规。有些酷儿进入了异性婚姻；虽然大多数人可能是因为家族压力而结婚，有些婚姻则是出自同志男性和同志女性间的协议，以此维持获得社会接纳的表象。一位接受《New Naratif》访谈的女同性恋表示，她因为想要小孩而结婚，但出于相互理解，她和她和丈夫选择保持开放式关系。

恐惧，让人民不敢挑战权威

纵有诸多问题，文莱的 LGBTQ 议题极度缺乏行动和支持之声。这不见得只是忽视 LGBTQ 权益，而是反映了文莱的政治地景—因为恐惧，文莱人不敢开口发声和挑战权威。

这种戒慎之心，或许可以追溯至失败收场的 1962 年文莱暴乱：当时，反对文莱君主、也反对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反抗团体，袭击了警局、政府设施，以及生产石油的赛瑞亚镇。50 多年过后，这场暴乱在文莱仍然有如禁忌话题；民众觉得，公开讨论这段历史，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忠诚遭到质疑。

禁忌亦延伸至针对政府和王室机构的一切批评，也有人因为贬损君主或批评宗教事务，遭到煽动叛乱罪起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18年世界自由调查报告》中，给予文莱的总分为 28 分（满分为 100 分，100 分代表最自由），并将文莱列为 “不自由” 。

Woolfe 表示，“这在文莱是非常真实的恐惧；民众不敢公开表达意见，甚至不敢提出发自内心的疑虑，因为大家认为被抓会引来负面后果。”

害怕负面后果，不是文莱人不愿开口的唯一因素。文莱是个富有的国家，拥有广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田，政府也能为大多数民众提供舒适的生活：免费的健保和教育、燃料及特定食品补助、可负担国家住宅机制、贫穷及身心障碍福利。文莱人的大部分基本需求都能获得满足（还有许多额外福利），因此，许多文莱人选择不要惹事，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文莱缺乏致力于任何型式的人权（不只是 LGBTQ 权益）的官方或民间组织。不过，还是有一些小型的倡议和努力，利用较为隐晦、避免成为目标的方式，尝试说出文莱LGBTQ 人士的故事。

诉说个人经验，迈出平权一小步

Woolfe 对《New Naratif》表示，“文莱并没有提倡 LGBTQ 权益的正式组织或支持网络。此外，在设立正式组织的相关法律和规范之下，尝试建立这样的组织，也几乎必定会失败。

因此，社群媒体仍旧是主要的倡议管道。社群媒体可以为倡议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让他们在触及更广大的群众同时，也能保护自己的身份。”

过去几年，独立网路杂志《Songket Alliance》持续透过专栏 “Bruneian Me” 刊载文莱少数族群的故事。专栏中的部分故事，以及几则专栏之外的故事，也触及了文莱LGBTQ 人士的生活。

The Brunei Project 则是以 Facebook 为主要管道，致力于突显文莱的人权议题。它在 2018 年 3 月 8 日发表了 Khairul 的故事；Khairul 是一位希望获得文莱社会接纳的同志男性。

The Brunei Project 在贴文中写道，“与 Khairul 处境相似的人，也许正在接受自身性向，也许因为自我认同或自身感受而困惑；可惜，文莱目前实在缺乏这方面的支持服务。” 接着，The Brunei Project 也建议有需要的人，向新加坡的 LGBTQ 友善咨询服务 Oogachaga 寻求协助。

Songket Alliance 和 The Brunei Project 都没有公开提倡撤销法律或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是选择提供诉说个人经验的空间，展现 LGBTQ 人士身为人的那一面，以此做为第一步，促进文莱人的理解和同理。

到头来，接受《New Naratif》访谈的 LGBTQ 人士，最想要的就是做自己的自由，或许是向社会公开他们的性倾向，或许是与他们的信仰共处。

Ros 表示，“我在主动寻求家人和宗教的接纳。我是同志，我是穆斯林，我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我的信仰非常坚定，但我的家人认为，同志倾向代表我不够虔诚。我的同志倾向，就是我在这个复杂世界的挣扎；知道这一点，也让我更加虔诚。”

编按：本文使用假名以保护当事人身分。

本文由换日线 Crossing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