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加坡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大学在科学与工程方面表现出众，但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却有欠佳。这不是偶然的。后者，尤其是牵涉到新加坡社会的研究时，远远有待进步。
林愿清博士与冯应鹏博士在评论上，以及官委议员特斯拉（Walter Theseira）博士在国会中，都曾提出学者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其中有两个问题格外显著。第一，是关于社会与政策的有限信息。第二，是学者因为害怕得罪政府，因而部分促成了保守的大学文化。
所有法律成型时都有它独特的社会背景。任何法律的预期与未预期效应都必须在这些社会背景中去理解。之前提出的两个因素已经对本地研究有压制性的效果，如果国会最近提出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得以通过，这将让新加坡的学术研究变得更加低靡。
恐惧气氛
学者为什么会担忧，而此担忧又将怎么影响我们选择研究的议题呢？
在新加坡的学术界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学术工作是被政府的意愿所左右着的。在学术会议或工作坊上，学者经常都会“察言观色”，尴尬地“开玩笑”说他们的一些话语可能会被“政府”听到。学生与较年轻的学者也会经常问说他们是否应该避开一些议题，以免触及“敏感地带”。
这些焦虑是通过多重的政府管道所造成的。政府官员与学者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会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不满意。被认为对政府持有批判态度的学者不但会被当众点名，还可能会被数落。缺乏了和主流媒体交流的同等权限，我们的应对能力也是被遏制的。高调的公开羞辱案例，甚至于是学者在新加坡无法得到就业或者是终身任职的例子，都让学术界感到战战兢兢。
在新加坡的学术界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学术工作是被政府的意愿所左右着的
关于新加坡的许多重要议题，研究一般都由政府机构委托进行，学者报告结果之前也需先获批准。政府也有能力影响学者的研究资金来源。
因此，学者们清楚的知道说，直接地批评政府人员、机构、或政策，是带着多重风险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决定研究议题是否是政府所能接受的；在讨论国家政策与风气时，我们是慎言慎行的；即使看到值得剖析的事情，我们也得避免评论。
针对学术研讨自由的寒蝉效应
在这个需要不断担心后果的环境中，清晰的思考与大胆的研究已经是罕见，假信息法案对于学术研讨，甚至是基本的思惟活动，都将产生深沉的寒蝉效应。
这条法案和学术研讨自由有什么关系？法案针对的，是在网上发布而看似真实的假报道。实际上，学术界不应该是这条法案影响最大的目标族群。
可是，这其中有两大隐忧。第一，是这条法案赋予任何一个部长鉴定“事实”的酌处权。第二，是法案对于“假声明”的定义：“如果声明，无论单独理解，或在上下文中理解，属于完全或部分错误，或存有误导性，这声明将属假声明。”
这意味着任何人提出异议时的信息不完整的话—而信息的不完整可能究根于国家对于信息的严厉监管—都可能面对严重后果。害怕无法完全正确地提出看法的后果，将是更多的自我审查。
这意味着任何人提出异议时的信息不完整的话 — 而信息的不完整可能究根于国家对于信息的严厉监管 — 都可能面对严重后果
年轻的学者，尤其是学生和未获终身任职的教授们，将会特别容易被指控说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中，或刚在萌芽的构思中，有“不属于事实”的声言。如果学者们需要不断地担心这类指控，这将使许多的批判性思考活动胎死腹中。
法案看似在简单地针对不真实的假新闻，可是要把法案的影响力局限于这类假新闻，实际上是很难的：被控后向法院申请澄清的过程，对大部分人来说将是个艰巨的任务。这也与学术界中做讨论的正常过程是相对立的。
复杂的“事实”：由谁来鉴定
“假新闻”固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何为“事实”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实证证明，世界上很少东西是“唯一”或是固定的事实。
我们对于许多的社会现象所能做出的评论，无论是说法或者是趋向，都与我们的观点和利益有关。针对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事实”：例如昨天是否下雨了，或者是某某人在某某时间是否说了某某话语。可是对于可供释义或者是评估的概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不同人对于同样的行为或是交流可能会有完全不同，但却同样可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
比如说，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形容教室内的同样一个小时，应该会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观点都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而要强制决定任何一方为“真实”的话，重要的是鉴定者的权力，而不是两个观点的任何客观价值。
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对于“什么是事实”的这个问题，一位有辨识能力并知书达理的读者应该问的是：“根据谁的事实？”我们不应该在没有中立性的情况中假装自己是中立的。
我们应该极度警惕把裁决“事实”的权力继续集中在已经拥有极大权力的机构或人身上。
知识生产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经常显示：强者可以凸显他们的事实，这是他们延续权力的重举之一。
我们应该极度警惕把裁决“事实”的权力继续集中在已经拥有极大权力的机构或人身上
除了直接的担忧，我们也需要切记学者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他们是在辽阔的观念中和辩论中工作的。这个环境的蓬勃性，和环境所允许的多种论点，直接地影响着我们所能问的问题。
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需要新闻工作者、艺术家、活动家、和各种社会评论者做好他们的工作。比如说，我针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所做的研究，是需要和作家、剧场实践工作者、学生、记者、还有倡导组织交流沟通而最终形成的。如果法案最终导致的是所有人更保守的作为，那学者们将活在一个思想更贫乏的环境里。
好的学术工作需要能够问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对于持权者来说可能也不中听。要能够持续地做好这工作，自由是一个先决条件。
许多学术工作的资金来源是纳税人，而这些工作也应该有利于公益。如果我们可以广泛地在“闭门会议”之外分享丰富而多元的研究结果，这将有利于我们社会更好地了解各种集体问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是国际认可的最佳实践原则，因为公共利益和政府的利益不一定是吻合的。
知识，多元的观点，辩论，普通人的智慧和经验——这些都是面对复杂的世界所需要的条件。
人们是可以被赋予能力去鉴定信息的好坏的，他们可以针对证据做出判断，也可以求同存异，可是先决条件是有一个包容，而不是一个不鼓励多重观点的环境。记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在她赢得多项奖状的《未来已是历史：集权主义如何重夺苏联》（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 一书中，漂亮和一针见血地说：“解析自己一生的能力，来自自由。”
许多人对我说，我的《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这本书能够出版，证明了新加坡的学术研讨自由属于健康程度 。这本书虽然批评了一些公共政策，可是也成为了畅销书，我也还活跃于学术界。可是这都没有减低我对我自己还有其他同僚的学术未来所感到的焦虑。
让我的书异常出众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并没有改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为新加坡人提供深入与多元观点的学者。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制造更多自由的空间，抵制试图削弱这些自由的任何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