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一代”配套出炉后的几年内，政府又推出“立国一代”配套，促使一些分析师，例如林方源博士提出质问，按照一代一代人而非“一元化”观点而建立的医疗体系，有没有效率，或者公不公平（2月21日《海峡时报》刊登的《“建国一代”与“立国一代”配套：“零工经济”一代或许更需协助》）。
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的是一个更基本的疑问：我们应该如何组织公共资源以满足各种社会需求，并且缓和不平等问题。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接下来的几代人，都将享有第三、第四、甚至更多的配套，可是这些措施又将以什么原则为出发点呢？
所有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一套世界如何操作的基础理论，不管理论是否被明确化。这些理论也应当以实证结果为依据。
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接下来的几代人，都将享有第三、第四、甚至更多的配套，可是这些措施又将以什么原则为出发点呢？
2014年推出“建国一代”配套时，基础理论是1950年之前诞生的这一代人，因为出生在一个比现在要贫穷的新加坡，因此急需待满足的种种需求。这一代人度过他们各个人生阶段的同时，许多社会支援系统，尤其是针对老龄化的系统，如政府组屋、医疗体系、或者是公积金，也都同时在优化。这一代人因此无法与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享受更多的利益。
“建国一代”配套的基础理论，是“建国一代”与比他们年轻的所有人之间存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建国一代”配套是为了缓和这些不平等的一次性矫正。这理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建国一代”配套的实施，不但让直接受益者获益不浅，公共资源也被善用于减轻了他们孩子和孙子们的一些经济负担。
可是，“立国一代”配套的推出，似乎暗示说这些配套的基础理论存有严重的不准确性。推出“立国一代”配套的目标对象，是面临退休年龄的另一代新加坡人，意味着这一代人身上也存有普及教育、临近百分百房屋拥有率、以及从工资中扣除的强制性储蓄，都无法一次性解决的顽固问题。
“立国一代”中有许多年长人士（50年代出生，现已60多岁者）在收入与医疗方面，仍需公共资源协助。这个重要的实证观察迫使我们必须对基础理论做出调整：社会需求上所存在的不平等，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族群。现有的种种针对退休人士的政策也并不充足。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更系统化，更持久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另一个笼统的、只针对某一个年龄族群的一次性方案。
政府在推出“立国一代”配套的同时，其实也默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以一代一代人为目标的调整政策，不但没有效率，并且是短视的。
收入与财富上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可以支付养老和医疗费用的储蓄金，在近几十年内，不但在不同年龄层之间恶化，在同样年龄层内也在恶化。所以，一次性调整配套的基础理论也日益地缺乏说服力。为了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让每一代人都享有保障，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系统性的改正。
我们还年轻的一代，尤其是因为工作不稳定或收入低而无法储蓄的族群，不应该对未来感到战战兢兢，等着我们年老时不一定会出现的“某代”配套。
经济发展不一定是直线上升的。每一代人都可能面对不同的风险，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或者是颠覆性技术的出现。
为了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让每一代人都享有保障，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系统性的改正
林方源博士也指出，目前在工作的这一代人，比起之前的几代人，工作与职业被颠覆的机率格外显著。到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额外援助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福利体系的承载能力。政策制定者是否应该试图解读各个历史冲击，而制定各种一次性的调整政策呢？决定哪些历史冲击应该获得国家干预的决定权，又应该在谁手上呢？这未免显得高度没效率，并且极度任意。
更重要的是，按某一代人而设置调整政策的做法，无形中在削弱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的精神：一种人人都有权利活得有尊严，和一种人人都持有相互扶持的义务的精神。
推出一次性，按世代而颁的奖励政策，是缺乏原则，缺乏持续性，也不鼓励人们建立共识的退休保障计划。现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可以把福利原则整理成为一套机制的时机。这套有机制的福利原则，最重要的目的是满足各种基本社会需求，同时也必须建立一套量化这些基本社会需求，和设定这些基本社会需求的标准的方法。这些方法也应当稳定并且透明，以让新加坡未来的世代人民可以安心，并享有安全感地面对所有不可预测的危机。如果我们实为同舟共济的一国人，我们不应该不断地在推敲着谁更应该得到某种保障。
王瑞杰部长在财政预算演说中强调了世界的越来越不可预测性，未来的工作将与以前的截然不同，我们快速老年化的社会，也意味着未来的社会结构与以前和现在的都不会相同。
推出“立国一代”配套的必要性，冲击着的是现有体系正在良好操作，而无需根本修整的这个基础理论。新加坡的现有经济状况良好，应当大刀阔斧面对这些挑战，以确保我们拥有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作者张优远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著有《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本文于2月22日先在《海峡时报》刊登。郑家中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