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世界言论自由指标（ 2018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调查中，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
不出意料，中国的言论自由指数亮起了红灯。但同时，RSF也在其地区新闻稿中指出了中国对东南亚新闻页的影响：“国际上，中国对新闻业的迫性管制、信息审查制度和互联网监视被推广向了其他国家，其正在以此手段建立新的世界媒体秩序”。
据调查结果显示，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拥有类似中国的新闻管制模式，而缅甸和菲律宾也因国内记者保护制度和安全水平的下降而被特别提名。
在近年的东南亚地区，违反新闻自由的案例层出不穷。比如，在首相洪森对其逃税行为的指控和语言攻击中，经营了24年的《柬埔寨日报》于2017年9月宣布倒闭。 2018年1月，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下令关闭Rappler Inc公司，声称它违反了国内外资媒体的规定纪律。在缅甸，法庭正在对两名《路透社》记者瓦隆和凯秀欧（音译）进行诉讼。而在诉讼过程中，一名警官承认自己曾受指诱捕两位记者。
今年四月，因新加坡商业注册局（ACRA）公开拒绝了东南亚观察社（Observatory Southeast Asia）的新加坡子公司注册，该集团的新闻网站《新叙述》的常务董事谭炳鑫和总编辑韩俐颖纷纷登上了头条新闻。 新加坡商业注册局表示，对此注册的批准违背了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并暗示其公司“受外国人的操作，正在新加坡进行政治干涉” 。这一指控目前已经被《新叙述》驳斥。
其实，新闻自由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监管部门的压制。在头条新闻背后，该地区的记者每日面临种种挑战。于世界新闻自由日，《新叙述》的撰稿人纷纷开始描述他们工作中的障碍。
“红色界线”
很多时候，“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的问题都出现在写稿之前。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社会舆论中的“红色界线” 让记者难以出声。其中，有一些“政治正确”的界线比较明显。泰国法律中的“大不敬罪”使国人难以针对皇室发表言论，很多时候，言者的安全都难保。截至今年1月，至少有94人自2014年5月政变以来因涉嫌犯“大不敬罪”而被起诉。在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撰写关于王室的文章也是一项高风险的业务。
在缅甸，媒体新闻工作不仅仅在罗兴亚危机地带被禁止，在其他许多区域里也受到阻挠。然而，除了禁区以外，其他新闻报道的“红色界线”却没这么明显。据言论自由调查记者，维多利亚米尔科（音译）所说，除了谈论罗辛亚危机的敏感话题外，军事活动、民族武装叛乱和反政府活动的报导都需要记者格外谨慎。
另一方面，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等国的《煽动法令》一类法律下，执法机构有权利将任何“促进种族仇视”的话语定为煽动性言论，因此有关种族和宗教的报导都可能会为记者带来危险。
“报导同志群体（LGBT ）新闻的记者很可能被指控违反建国五原则（Pancasila），并遭暴力威胁和举报“
《新叙述》的雅加达和巴布亚的咨询编辑菲布安娜·菲尔德斯（音译）指出了国家新闻业里的三个敏感领域：1965 – 1966年共产党员（或嫌疑人）大屠杀，同志群体（LGBT）以及巴布亚地区政民冲突的问题。
菲尔德斯表示：“报道1965年的故事是危险的，特别是当我们谈论起反共宣传背后的冷战政治因素。在这个国家，对共产主义的禁令是一个不能公开讨论的话题。”撰写任何挑战官方立场的文章都可能遭到攻击。如今，共产主义话题在印尼境内依旧十分敏感。对个人来说，“亲共产主义者”的指控等同于危险。 2016年，菲尔德斯因报导了一个反共研讨会而遭到威胁、恐吓和网络暴力袭击。
除了政治课题以外，印尼境内同志群体（LGBT）的话题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曾为《新叙述》撰写性别和同志文化文章的雅加达记者凯特·怀顿说： “移民局审问我在这里（印尼）进行了什么样的活动。审问中有关巴布亚的一些问题都是我预料到的，但是当他们问我是否写过同志群体的报导时，我感到很惊讶。”
凯特·怀顿补充道：“自从几年前，我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来自政府/警察和社区]，甚至拒绝与外国记者讨论这个话题。在印尼，报导同志群体（LGBT） 新闻的记者很可能被指控违反建国五原则（Pancasila），并遭暴力威胁和举报。
新闻自由的不利因素
新闻自由不仅仅有关记者的人身安全，也包括新闻工作者所在的整体环境。除了起诉和威胁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阻碍着记者的工作。
其中，最直白的一种阻碍就是禁止记者出席活动或采访新闻人物。《当今大马》的副编辑和《新叙述》的早期作者许安奇（音译）说： “在这个媒体主要由政府所掌控的国家，《当今大马》（Malaysiakini）长期以来被指控为反对派的工具；我们的记者时常被禁止参加某些政府活动，或者被要求先前离席。”
“我们的记者时常被禁止参加某些政府活动，或者被要求先前离席”
另一方面，一些缺乏信息自由立法的国家通过限制获取完整和可靠数据的渠道， 为记者调查和报道的工作设置障碍。信息获取的限制和资源的匮乏使记者难以进行独立的大规模研究，特别是阻碍了自由撰稿人的深层调查。
曾在《新叙述》发表有关马来西亚土著特权文章的作者，埃米尔·伊姆兰斯基（音译）说：“作为一名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商业/经济记者，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比如，我的故事常常需要数据支持，可官方统计数据却早已过时。除此之外，政府公布的数据存在与历年信息不符的问题;人种细化分类可能会被删除，数据分组也可能被简化。”
安全顾虑和自我审查
记者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新闻自由的缺乏也意味着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危险是模糊不清、不断演变的。但是，这些隐患的影响也往往是相对的：外国和当地的新闻工作人员面对不同的问题和风险。
主要报导印尼新闻的记者，尼丁·蔻卡（音译）说：“作为一名在东南亚工作的美国自由撰稿人，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首先，我的家人离这里很远，我的收入主要来自外国媒体，我也总是能安全回家。 但是，与我合作的本地记者的处境却并非如此，而且我需要时刻意识到我的报导带来的后果远远超于一个故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国记者就没有个人顾虑：对于那些在东南亚定居的人来说，公民身份的缺乏代表着生存的不稳定。 《新叙述》北苏门答腊的咨询编辑艾赛雅·卢埃林表示：“作为印尼的一名外国记者，说错话的代价十分沉重，包括逮捕、拘留、驱逐和黑名单等。在新加坡，有些外国记者遭到工作准证拒绝续签，使其他同行产生类似的担忧。”
“我需要时刻意识到我的报导带来的后果远远超于一个故事”
艰难的环境往往会引发心里焦虑。同时加上对丢失工作的担忧，记者更容易产生自我审查的倾向。
《新叙述》的马来西亚咨询编辑苏珊·谭说：“依我看来，马来西亚的记者分两个阵营：一方为老板写作，一方则为观众写作。 对于那些必须为老板工作的记者而言，自我审查是一个真切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有更多独立性的记者来说，获取信息和安全障碍[是更大的问题]。权者为了避免责任而压迫新闻记者、买通媒体公司的行为真是令人沮丧。”
曾在《新叙述》发表有关越南青年的文章的岩东（音译）说：“本地每个记者都知道哪些界线不能越过、哪些有权势的人或公司不能得罪、什么东西可以报导、什么不可以。 我经常被告知，如果想长期在这个领域工作，我只能妥协。”
除外，她还补充道：“作为越南本地记者意味着薪水单薄、工作不被欣赏、价值被低估。然而这份工作，我相信，我的很多同事们都是出自热爱而选择的。但如果你屈服于管控，这种热情到底会死亡还是生存？”
信息来源和责任
有时候，问题不是关于记者，而是关于信息来源 – 将自己的故事贡献到新闻中的人们。在一个人们畏惧发言的社会中寻找好的信息来源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曾为《新叙述》报导环境和网络监管问题的迈克尔塔塔尔斯基（音译）说：“众所周知，在越南报导敏感问题很困难，我有时不得不把某些信息从故事中删除。令人担忧的是，即使讨论普通的话题，受访者也有所忌惮。我曾经采访西贡河巴士服务有关人员时，他对我拿出录音机的反应就好像我拔出了武器一样。”
“在东南亚，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报导，我们需要尽可能保证自身和他人安全”
如何保护信息来源是每个有良知的记者所日思夜想的问题。但是在威权的压制和安全界限的模糊下，这个问题却是一个雷区。
记者报导的故事可能对信息来源造成非常实际的影响。蔻卡回忆道： “我与村民谈到了他们临时工作的工厂的污染问题，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可因此在几个月后，我发现工厂已停止向村民提供工作。村民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感到非常不安。在东南亚，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报导，我们需要尽可能保证自身和他人安全。”
记者报道新闻不仅要征求信息提供者的同意，而且还要是告知后同意。信息提供者，尤其是那些没有钱权地位的人，需要被告知贡献信息的风险和后果，才能正式参与采访。然而，这个工作并没那么容易，因为人们往往不是很了解媒体的操作。在这个情况下，记者需要自己衡量后果。
卢埃林说：“这里的人们，特别是北苏门答腊岛的居民，会告诉你任何事情。我很喜欢在这里搜集资料的便利，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但同时，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里的人们是如此开放，因此我需要自己滤掉过于敏感的内容。同其他记者一样，我担心受访者无法接受自己分享信息的后果。”
自我审查对东南亚的意义
米尔科（音译）说：“每天早上，当我在仰光的公寓里醒来时，我都会想到那天我可能会触犯的法律。例如，当我采访一名武装族群领导关于缅甸军队侵犯人权的事情时，我将被定罪为“非法结社”吗？”
“现代和殖民时代所留下的法律条规影响了我的工作，同时也威胁到了我的安全，从而迫使我每天斟酌要冒多大的风险为那些被国家恐吓或抑制的人群提供发言机会。”
当记者被迫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时，他们所服务的读者和观众也会被间接影响。如果新闻界畏惧报导某些主题，社会则会对相关的制度和问题缺乏了解。这样一来，强权者将继续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深入调查的缺失也会将每个人留在黑暗之中。
总体来看，媒体的“红色界线”不仅仅影响着一群记者的日常生活，也牵连着所有读者乃至整个社会。到头来，媒体的不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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