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生活工资：新加坡应该从整体社会角度探讨如何解决底薪问题

笔者: Teo You Yenn

国会在辩论2019年财政预算时，国会议员陈慧玲讨论了低收入家庭的需求，并用了一个重要的句子：“合理的生活工资”（国会：国会议员陈慧玲促请政府针对超级富裕者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海峡时报，2019年2月27日）。

在新加坡，不足的工资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新加坡的失业率相对低，代表着低收入群体大多已在工作，不过他们的工资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虽然政府在近年内陆续推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 Scheme）和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等措施，但是工资不足的问题仍然持续。因此，是时候探讨别的解决方案。

“合理的生活工资”这一句话，提醒我们说生命不只是为了存活，而应该考虑到生活素质。

我们的生活不是孤立的。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所以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指数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社会的常态和价值观，因而建立的生活标准，将成为其他人定义“生活”的基准。

在国际生活工资联盟的网页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上的这个原则正主导着英国、中国、南非等其他社会的生活工资运动。

“合理的生活工资”这一句话，提醒我们说生命不只是为了存活，而应该考虑到生活素质

我在《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书中描述了在新加坡收入有限群体的生活状态。我遇见的这些人都有衣服穿，都没有在挨饿，头顶上也都有屋檐。可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却不是我们在讨论“第一世界”国家的新加坡时所会想象到的。

家长需要不断做出为了让子女能够多吃，而自己必须少吃的艰难决定。

床虱是一个常年的问题。家长和孩子们都不会有自己的房间。

有闲暇时间时，他们总会选择留在家里看电视，而不到咖啡厅或小吃店和朋友们社交。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承担高薪新加坡人觉得理所当然的消费习惯。

当他们身体不适时，他们拖延去看医生，因为他们不希望发现自己得了没有钱医治的疾病。他们的精神状态是紧绷的，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担心每一周所要支付的账单，担心供电是否会被中断，担心已预测以及未预测的费用。

我所遇见的许多被访者都在工作。可是他们的工资却不足以让他们享有大部分新加坡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活动，例如与朋友和家人参加某些社交活动、花钱买孩子会喜欢的东西、把钱存起来去旅行、或者是花在自己喜欢的嗜好上。

这些人所赚取的不是“合理的生活工资”。

测量和平衡的等等问题

选择执行强制性的最低工资，或者选择性的生活工资，都将带来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标准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平衡足够的工资和生意蓬勃发展这两样对立的东西？这些利益冲突时，我们又应该怎么说服所有的利益群体？

幸亏，这些讨论不需要留在笼统的思想领域里。其他国家已经累计了许多我们可以摄取的丰富经验。

比如说，英国的生活工资运动（www.livingwage.org.uk）在2001年已经开始。社区、生意、和人民当时一致认为工资必须高于政府所制定的最低工资，这是因为“一天合理的工作应该得到一天合理的工钱”。

这个活动逐渐演化成为了生活工资基金会。基金会除了设定生活工资水平，同时也能鉴定满足生活工资水平的公司。今天，已有4700家公司，包括著名的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和宜家（IKEA），自觉地加入并支付这些生活工资给他们的员工。

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摄取一些启示。

首先，如之前所提到的，生活工资应该建立在与社会常态挂钩的合理生活水平。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说生命所需要的多过于单单存活的能力。如果对于生活工资的观念可以有这个转变，这将可以帮助大家超越政治党派和思想盲点的问题。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说生命所需要的多过于单单存活的能力。如果对于生活工资的观念可以有这个转变，这将可以帮助大家超越政治党派和思想盲点的问题

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的唐纳德•赫希（Donald Hirsch）博士指出，强制性最低工资的讨论一般关注的是确保生意不要停止招聘，因此一般错误地把最低工资标准设得很低。

相对的，把问题考虑为“生活工资”时，我们的思维模式也将做调整，考虑的将是合理的生命的需求。

第二，通过多年来所收集的资料，基金会发现参与公司的经验都是正面的：他们的声誉有所提升，员工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离职率有所降低，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也有所改善。

重大机构的主动参与，比如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的加入，鼓励了别的公司跟随。制定生活工资标准，以及鼓励公司加入活动，将帮助个别雇主针对所支出的工资做出更公平的决定。

第三，生活工资的计算方式必须是可靠的。

英国的这个活动已进化到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生活工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了雇主、工会、公民社会、以及独立的专家。

这个委员会利用研究资料，考虑各方的利益、价格的浮动、社会需求的转变、以及就业情况后，独立并严格地制定出生活工资标准。

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二十年来，利用预算标准研究（budget standards research）中的“最低收入标准”（Minimum Income Standards，MIS）方法论，所做的研究。

这种研究让社会的一般成员理性地、有实证依据地，讨论活在现代英国社会里的基本需求。这个方法经过十多年的复制，加上多个国家的采取应用，已被证实是可靠的。

通过这些讨论，团队制定的是多种不同家庭结构的详细预算。

利用“最低收入标准”（MIS）的数据，再加上针对福利补贴、不同城市的生活费用、和个人与家庭的不同收入等种种考虑，委员会鉴定出工资应当满足的是哪些基本需求。

学习与应用

这个活动又应该怎么应用到新加坡的情况上呢？我们缺少了英国当年开始这个活动时的两个重要条件。

首先，不像我们，英国设有强制性的最低工资（后来演变成为强制性，并与中位数收入挂钩的国家生活工资）。这是所有雇主都必须遵守的最低线。

缺少了这个条例，我们在新加坡讨论低工资时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需要达到的是一个社会共识—一个无人应该低于的最低线。

第二，我们缺少了独立、可靠、并且公开的研究数据，也缺少了能够成立委员会、并有能力分析这类资料的独立专家。

但是，这些缺少了的条件不应该阻止我们向往所有人都能拥有生活工资的理想。

反而，我们应该努力地建立这些机制条件，完成所有人都能享有合理的生活条件的目标。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通过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 Scheme）和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等措施，针对底薪问题做出了响应也花费了不少公共资源。生活工资活动的实施经验显示说，认真地讨论生活工资和政府的这些努力是有互补作用的。

不管收入的来源是工资或者是就业入息补助，我们需要更一致，并依据实证地考量什么是“合理的生活水平

首先，不管收入的来源是工资或者是就业入息补助（WIS），我们需要更一致，并依据实证地考量什么是“合理的生活水平”。目标是更好地反映人们对生活素质的实际体验，并为将来评估任何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做铺垫。

第二，虽然我们有必要利用公共资源来弥补市场失败和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与支付更能反映员工劳力的适当工资没有冲突。支付适当的工资不但能直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英国生活工资活动的经验也显示，这种就业作法将改善雇主与雇员间的关系，最终是更高效、更有生产力的成果。

“生活”不只是为了存活。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向往允许我们所有社会成员不只是存活，并且能够发放光彩的各种条件，允许他们在基本线上生活的同时，也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华、志向、与能耐。

这对整体社会是好的。

当我们坚持所有人都应该被重视，没有人应该活在基本生活水平线下时，我们强调并落实着的是新加坡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如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去年的财政预算演讲中说，做好经济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任何经济要真正的有成效，在那经济内工作的人们应当得到公平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