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名来自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的一位29岁医学生，卡迪尔·索拉德乔（音译）远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收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消息：家乡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
1965年10月1日凌晨，在短暂的“9月30日运动”中，六名雅加达陆军将军遭到印度尼西亚军队异议成员的绑架和暗杀，其中包括了陆军指挥官艾哈迈德亚尼中将（Lieutenant-General Ahmad Yani）。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少将（Muhammad Suharto）在当晚粉碎了未遂政变。随后，政府指控这起阴谋为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所使，并顺理成章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清洗。于1968年，被消弱政治权利的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 Kusno Sosrodihardjo）被迫将权力交给了苏哈托。
就这样，卡迪尔成为了上百名印尼流亡者中的一员。浩荡的流亡队伍中有学生、学者和公务员；他们并非隶属于印尼共产党（PKI），却都因不愿支持苏哈托新政而流亡东欧和中国。其中，23岁的艾·柯途·普特拉是一位印尼奖学得主，曾于1963年前往保加利亚修读经济学。普特拉表示：“我不搞政治，可是我冒险支持了加诺哥（Bung Karno）”。
不承认苏哈托政权的普特拉、卡迪尔和其他500多名“政治逃犯”被吊销了印尼护照。其中，像著名作家乌杜伊·达唐·宋达尼（Utuy Tatang Sontani）和西蒙索布罗·艾地（Sobron Aidit）（印尼共产党主席，D.N艾地的弟弟）等大人物也不例外，纷纷被放逐他乡。
可是如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些流亡者的故事鲜少有人知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并让大众了解这段历史，一位名叫马丁·阿莱达的资深记者在去年8月 出版了《丹娜·扬·扬·希兰》（遗落的家乡），书中汇集了卡迪尔，普特拉和另外17人的故事。
为撰写此书，马丁在2016年3月至6月之间，分别前往阿姆斯特丹，海牙，柏林，科隆，巴黎，布拉格和索非亚等城市采访了30名流亡者。当新叙述问起他的目的时，他答： “首先，我要将历史的面容呈现给印尼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让大家能够看到那些失去国籍的前辈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第二，我作为一个记者，内心有动力写出流亡者的故事，也坚信自己必须这么做。”
流亡的学者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加诺加深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印尼年轻人可以申请修读中国和东欧的大学的课程和奖学金。当时，前去中国和苏联的印尼留学生最多。可在在苏哈托成功夺权之后，印尼与两国的关系逐渐恶化。在国外，留学生们虽然能够继续学习，但必须通过印尼大使馆的“筛查”。其实，名义上的“筛查”就是一个忠诚度测试。它要围绕着一个问题：“你是否接受苏哈托的新秩序？”
其实名义上的“筛查”就是一个忠诚度测试，其主要围绕着一个问题：“你是否接受苏哈托的新秩序？”
在当年的一次“筛查”中，苏琼诺·苏更·庞杰斯督（音译），一位就读捷克布拉格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学生反应非常激烈。他质问检查官员家乡杀戮的消息，以及何为新秩序。最后，他表示自己不能接受一个不尊重基本人权的新政府，也因此被大使馆拒延了护照有效期。与他的处境相似，其的侨民也被迫面对了同样的选择：要么表示支持新总统，要么失去回国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记者马丁表示。 “被苏加诺特派出国的人必须返乡， 而不支持新秩序的话可能遭到逮捕乃至更糟糕的处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流亡者在毕业后大多选择留在东道国工作，其他人则移居西欧寻求庇护。卡迪尔·索勒拉乔利用与中共官员之间的关系，成功移居阿姆斯特丹，随后在一间巴厘餐厅当上了服务生。他的妻子美利亚·西里佳和女儿伊达于1976与他团聚。
逆境中的力量
索布龙（音译）在20世纪60年代移居中国，担任一名印尼语老师。1965年，国内的动荡使索布龙从此无法回归。而随之不久，他在中国的生活也渐渐崩塌。“当时1966的文革爆发，他从一名杰出人物变成了被排斥和孤立的对象，” 马丁叙述道。
1981年，妻子去世后，索布龙带着他的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妮塔和维塔飞往法国，并成功获得政治庇护。一年后，他和遭遇相似命运的流亡者开设了“印度尼西亚餐厅”，在以多元化味蕾而闻名的法国为印尼人提供家乡的味道。
2007年，父亲过世，女儿尼塔接手了父亲的餐厅。餐厅约95％的顾客都是法国人，但这却不妨碍他们热爱正宗的印尼炒饭（nasi goreng），沙爹（sate）和仁当（rendang）。如今，餐厅已被纳入米其林指南，生意红火。比起在新秩序年间禁令下的萧条，如今的成功显得久违而显著。
马丁书中每一个流亡者都带一个特殊的故事；它们从视角共折射除了主人公坚韧不拔，克服障碍的精神。
书中，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1944年出生于于茂物的瓦鲁诺·马赫迪。身为一位外交官的儿子，他的童年主要在海外度过。学成后，他在莫斯科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并在苏联居住了20年。家乡政变后， 马赫迪因政治立场缘故只能漂泊海外。 1977年，因无法和亲莫斯科的印尼同胞相处，他使用苏联签发的出境签证进入了美国所管理的西德国。
随后，他在柏林的弗里茨哈伯研究所， 一间附属于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科学研究机构，担任助理研究员。该研究院当时正在招聘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在二十名以德国人为主的申请者中，马赫迪凭借丰富的经验脱颖而出。在流亡者中，他也成为了少数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获得稳定工作的幸运儿之一。
当被问起对流亡者的印象时，马丁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让自己最受感触的一点——他们的毅力。“他们不仅忍受了政治压迫，还克服了它。这种压迫不仅仅来自新秩序的政治层面。当他们在中国被驱逐到离北京200公里的未知地带、当他们无法与外界自由接触、当他们的访客必须先登记才能见到他们时，压迫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无声的贡献，久违的认可
1999年到2001年间，在第四任印尼总统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的领导下，政治流亡者们得到了归国的邀请，只可惜为时已晚：他们多数已经更换了国籍，不再是正式的印尼公民。
马丁认为，每一个流亡者的故事都凸显了“不公正的存在”；直到如今“政权的变化也没有改善此现象的普遍存在和对大众的影响。”
尽管如此，一些流亡者还是依靠自身力量为国家双边关系做出了贡献，因此赢得了印尼政府感谢之情。2004年，毕业后在保加利亚外交部工作的普特拉，受任该国特派印尼贸易代表团翻译一职。 两年后，当印尼苏拉卡达市长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访问保加利亚蒙大拿市并签署姐妹城市合作协议时，他再次贡献了才华。两次经历之后，普特拉的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在印尼独立70周年纪念活动中，印尼驻保加利亚大使向这位曾经的流亡者献上了第一份黄姜饭（Tumpeng）。这一举动对于75岁高龄的普特拉来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官方对流亡者的认可，是与家的久别重逢。
可是，并非所有的流亡者都等来了最后的成功和美满：一位为《忠诚报》（Warta Bhakti）工作的体育记者经历多年的漂泊而患上了抑郁症，最终在阿姆斯特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遵循记者妻子的要求，马丁没在书里使用记者的名字，而是于2016年6月发表了一篇以他生平为灵感的的虚构小说。发表后，这个故事被印尼《罗盘报》（Kompas）评选为当年最佳短篇小说。
下一站的探索
《丹娜·扬·扬·希兰》可谓是一份爱的劳作。马丁的朋友们，其中包括一些参与写作的作家和诗人都纷纷自掏腰包捐助他的旅行。同时，被采访的流亡者们也鼎力支持《丹娜·扬·扬·希兰》的撰写工作。可是文字的背后依然存在更多未讲述的故事，例如当年与卡迪尔·索拉德乔一同参加北京的纪念会，却最终遭受不同命运的伙伴们。
其中，威卡拿（音译）就是这样一个未知故事的主人公。曾经的他是一个青年活跃分子和临时人民协商大会中的印共成员。可从中国仅回国了一年，他就被东雅加达府的士兵接走，之后便杳无音讯，就连妻子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
马丁坚信，这部分的印尼历史不能被淡忘。虽然目前还没有发布第二卷的流亡经历的计划，他准备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整理出“9月30日运动”的具体细节。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收集关于海外和国内事件的书籍。但是，我真正在寻找的还是受害者的证词、他们的笔记。 这些证词，脸书上有很多， […]博客也汇集了[这种证词]…我想带出最人性化的一面。”
